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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,曾禁止在春节焚烧纸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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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表于 2017-2-15 21:29:47 | 显示全部楼层 |阅读模式

[size=15.9996px]纸马为何物?马是古时最快捷交通工具,可以传递信息;作为纸制印刷品的纸马,在祭祀时便自然而然地承接了人神之间快速沟通的职能,人们相信,印有神像的纸马在祭祀之后被焚烧,他们的诉求也就随着灰烬径达九天了,故而祭祀前需要先摆纸马请神,把一张张纸马竖着卷起来,里面放纸钱,供在神案上,祭祀后再焚烧纸马送神。

[size=15.9996px]清人虞兆隆在《天香楼偶得》中写道:“俗于纸上画神佛像,涂以彩色祭赛,毕即焚化……以此纸为神佛之所凭依,似乎马也。”按照图像,纸马可粗略分为两类。其一,为纸上印有披甲天马者,此类或被称为“甲马”,赵翼在《陔余丛考》中解释说:“昔时画神像于纸,皆有以乘骑之用”。据说这类印有天马图案的彩画具有极强的灵力,堪称天人两界的高铁。清初李王逋在《蚓庵琐语》中记载了一例当时的纸马故障:苏州高道施道渊行法,召唤温元帅下凡捉妖,俗言请神容易送神难,温元帅在完工之后居然赖着不走,“临去索马,连烧数纸不退”,最终施道渊发现这是由于“马足有疾,不中乘骑,因取未化者视之,模板折坏,马足断而不连”,于是“乃以笔续之,帅遂退”。此类可视为广义上的纸马之一。

[size=15.9996px]而生活中更为常见的则是另一类纸马——印有各类神佛画像的纸马,一张不大的纸上,印有不同的神祇,各自对应着天界仙佛。在不同的祭祀场合,只需按照所需的神灵选出相对应的纸马即可。中国的众神世界无所不包、无所不能,各式各样的纸马在大江南北均能找到用武之地。《金瓶梅》中,李瓶儿去岳庙进香祈愿,便花一吊钱买了“纸马香烛”;后西门庆患病,正室吴月娘也是“备办香烛纸马祭品之物”,代其上泰山求祷;《儒林外史》里描写结拜场面,由于条件有限,也只能“就在那河厅上面供了文昌帝君、关夫子的纸马,两人磕过头”;至于范进中举时,范进母亲因开心过度,痰迷心窍而亡,胡屠户只得请僧人来“拜梁皇忏、放焰口”,更是需要“去约僧众并备香烛纸马写疏等事”。晚清的上海青楼中常有宣卷表演,嫖客与妓女借看演出之机相互调情,在这种场合下,也需把纸马摆出供上;就连袁世凯去世时,当时国务院所设的祭席上除了挂袁世凯遗像之外,也是摆有相助纸马等物。可见,求神办事,婚丧嫁娶,无不需要纸马。

[size=15.9996px]逢年过节,纸马更是少不了的。《红楼梦》中描写宁国府除夕祭宗祠,只见“到了腊月二十九日了,各色齐备……王夫人正房院内设着天地纸马香供,大观园正门上也挑着大明角灯”。当时举国习俗即是如此,江南更甚,自腊月廿四送灶起,便要在家中供奉焚烧灶王纸马;之后“先几日扫屋尘,供诸神纸马,具牲醴,设果饼,以酬卒岁之平安,曰做年。事毕祭先……”;过年祭拜先祖时,要设家堂纸马;大年初五接财神,又要提前置办五张精致的“路头财马”,分别为招财童子、利市仙官、五路大神、赵公元帅、田公田母。各类纸马称得上是种类繁多,彼时上海的小校场和棋盘街一带,便有众多店铺印制出售纸马,市场繁荣。

[size=15.9996px]纸马禁令

[size=15.9996px]然而就在八九十年之前,江南地区逢年过节焚烧纸马的习俗竟被知识分子们视为陋习。先是民间有反对春节期间使用纸马的呼声,继而江浙沪各地政府相继出台政策,限制纸马的生产与买卖,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奇事。

[size=15.9996px]当时人反对纸马,自然不是像现代人反对燃放烟花爆竹那般,出于环保方面的考量。诚然,纸马有多般不好,焚烧纸马产生灰尘;印制纸马费时费力;购买纸马消耗钱财;纸制品又极易引发火灾,各地多见纸马铺失火的记载。然而,这些通通不是当时人们反对纸马的理由,纸马之所以不受待见,是因为纸马太迷信!

[size=15.9996px]早在清末起,便有不少知识分子将中国国运不盛的原因,归结为知识方面的落后,以及人民的愚昧无知,在这种情况下,“科学”成为了救国良药,与之相对应的“迷信”就该被大加挞伐。而若要“开启民智”,就必须把民众思想中的迷信因素剔除出去,塑造“新民”。“反迷信”成为知识界的共同目标。于是,科学之外的风水、魂魄、鬼神等超自然事物,皆被归为迷信一类。上世纪初,陈独秀在《恶俗篇》中即写到“人们烧香信佛,打醮做会,是上了大当”,“烧香信佛,打醮做会”所需的纸马,连带着被归入迷信一类了。既然灶王爷和财神爷是不存在的,那送灶和接财神时所需要的纸马,也就失去了用武之地,各大报刊上纷纷开始出现批判焚烧纸马这一陋习的文章。

[size=15.9996px]最终,知识分子们的愿望被官方所采纳,全国各地的寺庙神祠被政府收编,改用作教育事业,寺庙之外的民间习俗,如纸马一类,也开始受到打压。彼时国民政府已完成北伐,终于可以将精力投入到精神文明建设方面,根据孙中山在《革命方略》中的构想,不但要消灭“政治之害”,也要断绝“风俗之害”。不幸的是,纸马就被归为了“风俗之害”的一类。在1928年的全国教育会议上,上海教育局上交提案,建议设立“纸马捐”这一税收款项,对于从事纸马这类“迷信”产业者,应课以重税,当做是“社会教育经费”。紧接着,1929年10月,内政部制订了《风俗调查纲要》分发各省,为破除迷信、移风易俗做准备。与此同时,北平市公安局已开始在年底开展为期三个月的“禁售阴历年关纸马”的活动。30年初,蒋介石在国府总理纪念周的讲话上强调了改革社会习俗的必要性,内政部令行全国,颁布《取缔经营迷信用品业办法》,限纸马行业的从业人员一年之内改行,再有经营纸马者,纸马会被警察没收,纸马铺的店主经理还会被拘留罚款。

[size=15.9996px]新政出台不到一年,各地已是怨声载道,从浙江省在1930年初反馈的情况来看,全省从事纸马生产和销售者有五十万之众,勒令这些人仓促改行,会造成极大的失业问题,造纸业等下游产业也会大受影响。城市中的情况相较而言更容易掌控,但如要将政策推广到乡村,则需投入更多的警力。在政策推行最彻底的江苏省,各地警方尤为严厉,引发了社会恐慌,镇江、扬州、无锡等地从事香烛、锡箔、纸马这类“迷信”产业的从业者们联合起来,组成同业公会,抵抗内政部的政策;1930年底,年关将至,由于难以买到送灶祭祖用的香烛纸马,上海市也陷入恐慌,市商会不得不向社会局协调,请求警察降低没收处罚标准。浙江省政府在政策推行举步维艰的情况下,不得不向国民政府反映情况,恳请变通。

[size=15.9996px]出现这种情况,已不是知识分子们可控的了,虽然顾颉刚曾批判国民党的“反迷信”政策,他认为“先人的艺术遗产随着反迷信一起被丢弃了,与其如此就根本没必要反迷信”。但是,这种声音很快就被当时处于知识界霸权地位的“科学主义”所淹没。而纸马这类的民间习俗及制作纸马的民间工艺,我们今日再也无法在上海这类的现代化大都市中看到。

[size=15.9996px]所幸,当回忆起逐渐消失的习俗时,人们还来得及礼失求诸野。在当下的江南乡镇,或多或少还保留着一些传统习俗。在苏州和无锡郊区,纸马的需求量依旧很大。虽然印制纸马的雕版已在历次反迷信运动中损毁,但人们又开始使用电脑制图技术印刷纸马。只是传统手工业的纸马工艺,在挺过了百年来的诸多反迷信运动之后,却不得不向现代科技低头,面临着失传的困境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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